简析《三字经》中的法律文化

    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政府主导、各方参与、长期坚持的普法活动,但历朝历代非常重视通过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、诗歌、小说、儿童读物等形式进行法律文化的普及,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以稳定社会秩序。

    今日所言儿童读物,过去称之为“蒙学”课本。蒙学,是对我国传统幼儿启蒙教育的一个统称。与小学、大学并列,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。古代,儿童“开蒙”,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岁左右,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认字和书写的能力,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,能够具备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;并且掌握一些中国基本文化的常识及日常生活的常识。

    在所有的蒙学书中,最流行的便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,俗称“三、百、千”。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说:“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,先读《三字经》以习见闻,读《百家姓》以便日用,读《千字文》以明义理。”在民国时期,“三、百、千”发行量惊人,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:“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?就我所观察还是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。”近代尚且如此,古代对此类蒙学读物的重视则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    学术界对古代蒙学读物与法律思想关系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,我在《中国知网》检索下来,只有马克敏先生《解读〈三字经〉所蕴含的法律思想》一篇(载于《社科纵横》2011年总第26卷)。因此,本文对《三字经》中的法律文化现象再略加评述。

    性善论基础上的德治论

    大体而言,西方法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人性和权力的不信任开始的,这与基督教的“原罪”“拯救”一套教义息息相关。中国古代与西方不同,大体是在对人性和权力信任的基础上坚持“礼治”和“德治”,或曰“德主刑辅”。这和儒家的性善论密不可分。

    先秦儒家对人性为恶、为善,是有争议的,孔子对此没明说,孟子方明言人性为善,但荀子主张人性为恶。后世性善论似乎占据主流地位,而对性善论传播贡献最大的,当属《三字经》。它开章明义就说“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习相远。苟不教,性乃迁。”《三字经》作者(相传是宋元之际宁波大学者王应麟)在这里实际上是综合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思想,孟子道性善,荀子言性恶,但荀子在性恶后面马上来了一句“其善者伪也”,就是说,虽然人性起初为恶,但经过礼义教化等后天的人为努力,是可以由恶变善的。

    既然认为人性本善,那就必然主张治理国家当以“德治”为本。“德治”的核心是实行教化,所以,《三字经》大量内容用来宣传重教和重学。关于教化,《三字经》突出家庭和老师的责任:家庭教育方面成功的例子是“昔孟母,择邻处。子不学,断机杼,窦燕山,有义方,教五子,名俱扬。”老师成功培养优秀弟子的例子,《三字经》未举。但最后强调了“养不教,父之过。教不严,师之惰。”

    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方面,《三字经》主要讲了三点:一是指出人不学习,就无法成为人:“子不学,非所宜。幼不学,老何为?玉不琢,不成器。人不学,不知义。”二是学习要刻苦耐劳,虽穷犹不忘学、虽老犹不忘学,《三字经》举例来说:“昔仲尼,师项橐,古圣贤,尚勤学。赵中令,读《鲁论》,彼既仕,学且勤。披蒲编,削竹简。彼无书,且知勉。头悬梁,锥刺股。彼不教,自勤苦”,“如囊萤,如映雪,家虽贫,学不辍。如负薪,如挂角,身虽劳,犹苦卓。苏老泉,二十七,始发愤,读书籍。彼既老,犹悔迟。尔小生,宜早思。”三是读书的顺序是先读“经”、次读“子”、再读“史”:“经既明,方读子”,“经子通,读诸史,考世系,知终始。”不知何故,《三字经》没提“集”,是否“子”“集”难以截然分开?

    “三纲五常”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

    西方社会需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神(上帝)的关系,中国古代则是人与人的关系,所以不少学者径称中国传统文化为“伦理”“人伦”文化。“三纲五常”是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念,也是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。正如《唐律疏议》开宗明义所言:“德礼为政教之本,刑罚为政教之用。”

    《三字经》重点论述了“三纲五常”,它说:“三纲者,君臣义,父子亲,夫妇顺。”“曰仁义,礼智信,此五常,不容紊。”《三字经》按照“三纲五常”的观念叙述历史的演进,对不符合君臣大义的历史更替皆用“篡”“争”等字眼,如:“至孝平,王莽篡”,“魏蜀吴,争汉鼎”。

    学者一般认为“三纲”强调卑幼服从尊长,“五常”则强调在此基础上相互仁爱。所以,《三字经》说:“父子恩,夫妇从。兄则友,弟则恭。长幼序,友与朋。君则敬,臣则忠。此十义,人所同。”它还举例说,“为人子,方少时,亲师友,习礼仪。香九龄,能温席。孝于亲,所当执。融四岁,能让梨。弟于长,宜先知。首孝弟,次见闻,知某数,识某文。”

    家庭以父子纵向关系为主轴

    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一书中深刻地指出,西方家庭自古以来以夫妻横向关系为核心,而中国古代以父子纵向关系为核心,因此,前者容易强调爱情、平等,后者容易重视传宗接代义务和尊卑。《三字经》要儿童记住的就是按照传宗接代要求而来的“九族”关系:“高曾祖,父而身,身而子,子而孙。自子孙,至玄曾,乃九族,人之伦。”这样,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观念就容易树立了。

    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理念

    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,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和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同,前者强调独立、批判,后者强调批评性地参与和建设。

    因此,中国几千年之所以文明薪火相传不尽,就在于知识分子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,以积极的角色促进社会发展。这与孔夫子提倡的“学而优则仕”理念不可分割。《三字经》强调了这一点:“幼而学,壮而行,上致君,下泽民。扬名声,显父母,光于前,裕于后。”它体现了古代士大夫“知行合一”“学以致用”的特色。

    《三字经》比较可贵的是,它在阐述三纲五常时,没有把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关系单向地绝对化,如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“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；在阐述人人都要学习时,没有歧视女性,因为它列举了“莹八岁,能咏诗。泌七岁,能赋棋”“蔡文姬,能辨琴。谢道韫,能咏呤”等女性例子,冲出了“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”的藩篱。